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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关部门这次提出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他分析这一举措与促进房地产交易有关，属于近期我国刺激房地产发展和降低房地产库存的举措之一。他认为，这种抵扣将增加企业新建厂房或者购买房产的意愿，也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和再发展，属于一个相对立竿见影的举措。

尽管老旧机动车的淘汰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但即便将所有老旧机动车全部淘汰，也无法完成PM2.5下降45%的目标。因为机动车的总体数量还在增长。这样就只能对现有机动车实行管控。2014年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机动车实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其结果是，与不采取减排措施相比，采取措施使北京PM2.5日均浓度值平均降低30%以上。11月1至12日，北京迎来了“APEC”蓝。

但快速的国企改制在体制机制未形成有效配套改善时，激发的矛盾问题重重。其中，国企工人们原有的利益受损，冲突不断。2009年，这一矛盾在通钢集团改制过程中被燃爆。愤怒的工人将通钢集团总经理围堵在办公室内群殴致死。

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过去20年尤其是最近10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成果丰硕，但失败的案例也不少，一些企业交付了昂贵的学费，有的更为此面临生存危机，还有一些中国工人，将生命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为什么总是中国企业当冤大头？

对于具体调整规则，朱俊生认为，除了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物价涨幅等因素挂钩以外，最重要的是调整应与职工在职时期的缴费水平挂钩。换言之，多缴多得的原则应该优先在养老金调整中得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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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关部门提出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但在具体实施时，他建议对于原本税负略轻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降幅小一些，而对于原本税负略重的金融业等，则可以降幅略大一些。